一直以来,中国的贸易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扩大对外开放",毫无疑问,"扩大开放"是促使中国经济几十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中国不断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思想基点。

　　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文章表示，但对"扩大开放"的理解很容易狭窄化,"外部力量是主体,本国市场是客体"。也就是说,中国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资本引入地,而不是主动出击的策源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所作报告采用了这样的提法:"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将"扩大对外开放"作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提法消失。而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继续采用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法。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法也正在逐渐成为主流。

　　文章认为，"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正是对"扩大对外开放"含义的一次更深入的挖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贸易政策头号重心从追求总量平衡转向调整优化结构;加强防范外部不利冲击;强调对内开放的重要性;增强中国对国际市场价格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影响力。从长远来看,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所谓"大国",就意味着不是价格和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价格和规则的决定者;中国的经济总量称得上"大国",但在国际控制力上,中国还不算货真价实的"大国"。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同"扩大对外开放"的差别在于:后者说法隐含地将自己放在被动地位,由外商来利用中国的销售和投资市场;前者表明的是该经济体系对外开放度如何。而目前的形势是过度依赖出口、外资超国民待遇和外资垄断对中国国民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负面后果正日趋严重,针对这些问题,最高决策层强调新发展观,强调内资主导和自主创新,这种转变符合民意,因此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指导思想应当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向。

　　另外,"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正是破除那种所谓的"消极式开放"。所谓"消极式开放"往往是将"对外开放"变成一种自我施加的义务和承诺。一旦有外界对这种开放质疑(例如此前外资在中国银行(601988行情,股吧)股权领域介入引发的争议),往往被借此为幌子,给这种质疑扣上"反对对外开放"的帽子,而不是做合理的判断和裁量。

　　而且,中国在开放经济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如出口贸易中克服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倾向、获取海外资源供给受到国外政治势力的压制、对外出口和发展对外投资遭遇各种"潜规则"(例如中国的食品有毒事件)等等棘手问题都是狭义的"对外开放"概念所无法涵盖的。如果说过去中国建设开放经济的重心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那么现在中国越来越需要向中国的贸易伙伴有理、有利、有节地提出进一步市场开放的要求。

　　文章最后说，历史地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不多,当时,海外的市场开放度已经足以让中国规模尚小的对外贸易腾挪。彼时仅仅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已经足以增加中国从国际经济体系中之所得。但时至今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量将会超2.4万亿美元;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包括原料和能源供给、销售市场、投资市场)已相当可观。但贸易伙伴对中国商品、资本、劳务的开放度早已屡屡触及天花板,中国沦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已逾十年,此时继续片面强调"扩大对外开放",无异于仅仅给自己施加约束,却不要求贸易伙伴承担任何向中国开放采购、销售、投资和劳务市场的义务,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

　　中国经济周刊评论文章表示，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经济能否在稳中求进、好字优先的基础上实现上述目标，我们持乐观态度；而支持这种乐观态度的最主要依据是，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推动这种增长的机制正在不断得以强化。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发展方式逐步转变，发展潜力不断提高，发展活力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均开创了新局面。

　　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伴随中国经济起飞过程，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乃至“泡沫论”、“崩溃论”始终死而不僵；另一方面，为某些发展过程中很难避免的阶段性矛盾所障目，近年来在“反思改革”的旗号下亦出现了一些针对改革的不和谐音调。这两类极端的观点，其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功用幷不仅止于在30年间将一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贫弱国家助推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由它而总扩的一系列实践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幷进而蕴生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

　　文章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由于具备很强的内部配套优势，其自身制度的完善与否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以及推崇“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中国这个遵循“渐进”与“增量”改革方式的转轨经济体较为持久地实现着制度的动态改进，其中最为显着处在于，中国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主导的经济繁荣局面有了明显不同，这些不同包括：首先，市场在决定商品和服务价格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次，私有产权概念不断明晰；第三，加入世贸组织“逼迫”市场运行更为透明与稳固；第四，市场化的融资体系正在建设中，劳动力市场建设也已取得长足进步。

　　当然，应该看到，中国经济这条航船同样面临不少暗礁，其中有些属于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尚未缓解、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节能减排形势相当严峻、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等；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突发的、外来的不利因素，如年初南方部分地区遭遇罕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带来的损失、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国际油价上涨等造成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

　　文章指出，中国人口多、市场大，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具备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在扩大内需、调整结构、自主创新、改善民生等方面还存在巨大潜力，经济发展回旋的余地比较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自30年前起，筚路蓝缕渐上正轨，无论是在观念、知识、技能、制度等方面，都已具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可能和必要，因此，只要能够继续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中国经济的稳中求进当无大碍。

2月份中国贸易顺差从1月份的195亿美元收窄至86亿美元。中国的出口同比增长幅度从1月份的26.6%，大幅降至6.5%，而由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进口同比增幅为35.1%（1月份为27.5%）。

　　FT中文网日前刊登摩根大通中国证券市场部董事总经理兼主席李晶文章表示，我们预计到了2008年中国出口增长将放缓，但我们认为，2月份中国出口增长之所以大幅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受两个主要一次性因素的驱动：

　　1. 2007年2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52%，原因是外界广泛预期中国将削减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出口商争相赶在此前出口。这实际上为计算2008年2月份出口增幅设定了一个较高的基数。

　　2. 今年头几个月的冬季暴雪导致大面积供电及交通运输中断，影响到了生产和出口水平。

　　我们预计3月份的出口数据将有所反弹，但我们仍预计，由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经济体的放缓（它们占中国出口的三分之二），今年中国出口增长的放缓程度将更为温和。

　　文章称，尽管新兴市场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仍然强劲，但这无法完全抵消发达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

　　中国出口领域的放缓，将成为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风险之一。2007年中国出口总额占总体经济的36%，而贸易顺差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五分之一。

　　与此同时，不断飙升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推高进口额——2月份进口增速连续第5个月快于出口增速。此外，中国2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6.6%——为2004年12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速。这再次反映出一系列大宗商品和基本生产资料的成本压力不断上升。

　　文章指出，中国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一直是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不过，2008年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料将有所缓和——这不仅是受海外需求走软的影响，还受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影响。人民币不断升值导致出口价格上涨，但使得中国的海外购买力增强。这一趋势将有利于中国抑制流动性过剩的努力。

如果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在未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大动荡中解体，世界经济回归金本位或次级金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或以金本位作为过渡，进行世界财富的重新洗牌，再进入一个全新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中国也可以确保自己有足够的黄金保障不至于国民财富被极大地洗劫。

　　第一层面：经济金融理论与伦理的六大焦点冲突。

　　六、自由市场是不是天经地义的，是不是人类经济伦理的最高追求

　　某些学者认为：自由市场是人们最值得追求的经济理想，是经济伦理的最高宗旨，作为自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理所当然正确幷值得追求的。

　　首先，对于自由市场，笔者幷不反对——如果它是真正自由的话。

　　真正的全球自由市场，它不只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应该是所有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除了资本之外，还应有技术、商品、劳动力等。但现在的荒诞在于，在西方要求中国按照自由市场的“理想”彻底开放资本自由时，美国能不能彻底开放其劳动力市场，允许所有中国劳工自由前往美国劳动呢？中国已经开放了诸多产业的控股权之时，为什么美国会拒绝华为控股3com呢？美国为什么在诸多高技术领域限制中国进口呢？显然，这幷不是公正对等的开放。

　　其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必定是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因为从生产力要素的特性上讲，资本最集中，管理次之，劳动力最分散，自由放任的结果是，财富分配必然越来越向资方集中，社会结构将越来越头重脚轻。公正的市场经济就是要支持分散性的市场要素，以集体的方式与资本博弈，这是生产力科学平衡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劳动者的集体谈判和散户的集体诉讼等均属此列，这也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精华之所在。

　　因此，即使从人类经济伦理的追求角度，公正和诚实也应优先于自由，或者说要实现在公正和诚实地基之上的自由。

　　第二层面：基于国内国际战略趋势下的国内经济政策配套选择。

　　对当今国际社会经济、金融发展的主要趋势应作怎样的判断，对当前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应有怎样的基本判断，选择何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符合现阶段中国发展战略和民众福利的货币汇率政策，以及进行怎样的货币、汇率、财政、税收、劳动力、环境资源等政策组合的有效匹配，是货币和汇率政策产生重大分歧的第二个层次的源头。

　　一、对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存在两种不同的判断

　　一种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种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领袖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如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他在2006年9月访华前称，应该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全球经济主要领导者姿态”出现的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必须承认和加入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幷对国际经济和金融承担相应的主要责任。

　　显然，前者是冷静客观的。目前中国虽然有超过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央行余额数字)，为世界第一，但其中隐藏了大量热钱，它们有泡沫的成分，随时可能从中国夺门而出。即使仍有上万亿美元的真实余额，它也是中国数亿劳动者辛勤劳动换来的血汗钱。

　　由于国内缺乏本土优势主导企业，中国企业在与上游原材料提供国企业谈判中，也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比如2004~2008年度，中国购买的铁矿石的价格累计涨价268.3%；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与下游的欧美国家经销商的议价能力也相当低下。中国商品对下游出口价格的上涨在过去几年中远远低于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乃至一度被西方批评为输出“通货紧缩”，致使中国制造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很多企业已经难以消化“上挤下压”的逼迫。据报道，珠三角等地已经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倒闭或外迁的现象。

　　中国每年大量城市新就业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要求工作，中国解决就业的压力很大，不能不作为重点解决的课题。

　　二、人民币币值是否低估，币值“低估”形成原因的分歧

　　某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人为地严重低估，中国存在严重的“操纵汇率”嫌疑，人民币大幅升值，乃至实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解决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

　　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对于这一判断，笔者幷不反对。笔者反对的是中国人为制造人民币币值低估。笔者更加反对的是所谓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解决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唯一道路的看法，它至少存在三种路径。

　　A，人民币币值低估是国际经济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客观形成的，绝不存在所谓的汇率操纵。

　　首先，“汇率操纵”罪名本来就不存在，在当今国际经济法中，选择哪种汇率制度是各国的权力，根本不存在固定汇率就是汇率操纵的立论前提。

　　其次，人民币币值低估是历史原因和国际经济重大变迁的双重力量形成的客观结果。按照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先生的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政治壁垒和地缘的隔离，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种不同经济体。西方国家采用了市场经济，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逐渐形成了一个高价格体系；中国等国则采用了计划经济，造成短缺经济的现实，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形成了一个低的价格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壁垒降低，加上因特网等高科技跨越了地缘的距离，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价差，将制造基地搬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而极大地降低制造成本，为公司创造巨大的新利润空间。随着制造能力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中国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提高，人民币的内在实际价值得到了较大提高。

　　B，人民币与西方主要货币一度的确出现了内在真实购买力的落差，但解决这一落差的办法不只有采取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一个渠道。

　　就像一个“三峡大坝”（所不同的是，国际经济上下游是在一个共同的封闭空间里），其上下游水位落差大，有三种办法将其水位拉平。一是一次性将大坝拆除，上游（西方）的滔天水量瞬间扑向下游（中国），巨大的洪水将使下游的中国经济遭遇灭顶之灾，上游国家，特别是国际金融动荡的冲浪高手——国际热钱将成为主要的受益者；第二种是，通过提高下游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等价格，用这些政策垫高下游的水位，这种办法会使下游国家——中国及其国民成为主要的受益人；第三种是，采用类似三峡大坝船闸式方法，把上游的船——经常项目——放入上闸口，再把下游的闸口打开，或者相反，在这种方法中，上游的水（资本项目）会逐渐有一部分随着船流入下游，幷逐步拉平上下游的水位。

　　这个比喻与现在中国货币汇率政策的相类似选择项是：第一种拆掉大坝是短期内实现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其必然导致下游的金融危机；第二种是固定汇率制度，幷需要有提高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的价格配套；第三种是现在实际选择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通过人民币渐进升值，对经常项目放行，但要严格资本项目管理——因为如果上游的水流入下游过多，则下游会出现流动性泛滥，水（钱）涨则船（商品价格，包括资产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也就高了，这也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加剧。当然在货币领域还有第四种方法，即一次性重估，但在今天大量热钱已经进入中国埋伏的情况下，这已经错过了合适的机会，更主要的是，一次性重估对中国幷没有太大好处，反而是一次性豁免了国外欠债人的巨额债务，即中国蒙受巨大损失。

　　三、人民币升值不同路径选择和相应配套政策措施

　　在上述四种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中，第四种——人民币的一次性重估，因为时机窗口已经错过，同时学者们也找不到形成共识的重估标尺，已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第一种——短期内闯大关，实施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将使中国经济遭到严重冲击，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笔者认为，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应当选择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结合方式。选择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国的货币——美元为主要的盯住货币，以每年3%左右（热钱融资成本大约3%）的升值水平逐年升值，明确资本项目合法与非法的定义界定，严厉打击非法的国际投机热钱。

　　在其他政策配套上，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保持人民币的正利率；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不排除采取一次性补贴全体公民和纳税人的办法，将投机热钱获得的暴利转回一部分给国民和纳税人；提高土地价格、环境价格，国家将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开支。有力遏制房地产投机，提高第二套房的贷款和交易成本，加大政府投资的廉租房建设。进一步加强向公正、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借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避免股市大起大伏，维持慢牛市场，引进集体诉讼和举证责任在辩方制度严厉打击市场坐庄操纵行为，幷借助比较健康活跃的市场，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水平，扶持中国各产业的优势企业提高整合度，进而提升它们与上下游的博弈能力。

　　大力增强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活力。积极扶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对现有国有金融机构，实现政企分开，除了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银行外，在避免一股独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社会多种力量合力办商业银行，在明确严谨的经营业绩奖惩办法的基础上，推进经营者股权期权激励机制。从而增强中国金融系统的活力和弹性。

　　与此同时，将增加黄金储备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将每年真实外汇收入的相当比例（热钱部分不可轻动），参考中国“世界工厂”的每年需要量，用于购买石油、铜、铁矿石等战略性物资幷不断增加储备，或进行海外矿产资源直接投资。逐渐改变单一以美元为交易结算货币的历史，按照与各国实际贸易量，与其使用该国货币结算，幷按照与各国实际贸易顺差量比例配备外汇储备资产的比例。

　　在中国制造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金融体系不断优化成熟、人民币的黄金货币抵押物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就可以逐渐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推进人民币作为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的进程。这个过程可能要5~10年的时间。

　　上述政策对中国应对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可以攻守兼备。如果现行以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秩序能够修正、完善和巩固，我们日后也可以水到渠成地与之接轨。如果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在未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大动荡中解体，世界经济回归金本位或次级金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或以金本位作为过渡，进行世界财富的重新洗牌，再进入一个全新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中国也可以确保自己有足够的黄金保障不至于国民财富被极大地洗劫。即防范可能发生的极端状况——强势的主导货币单方或联合宣布实施金本位，中国现在持有的外国纸币或债券极大地缩水，只能兑换很少的重新与黄金挂钩的新美元或新欧元。倘若那样，现在美元每升值10%，中国外汇储备约1000亿美元的损失将“小巫见大巫”！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向松祚先生的《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和困境》、余云辉先生的《中美汇率博弈的分析和对策》，它们均分析指出了以人民币加速升值、不断加息为核心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组合是当前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的根源，幷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随后，也刊登了持相反意见的文章《不能因监管“热钱”而放弃汇率改革成果》等文，它们强调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是必然的方向。在目前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面临越来越大挑战的今天，这个讨论已引起更多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随着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讨论，那么如何保障讨论能够“真理越辩越明”，而不是“泥水越搅越浑”，这首先要冷静客观地分析——当前货币汇率政策产生如此巨大和众多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倘若想解剖清楚分歧的原因，先要将货币和汇率政策——这一居于中国宏观经济“心脏”地位、牵涉面很广的复杂课题，如“庖丁解牛”般分为不同层面。

　　当前货币汇率政策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分歧，从类似“解牛”的不同层面上剖析，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原因：第一，某些经济学原理和政策选择方向是主观先验的，还是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而变化的。第二，对当今国际经济金融基本趋势和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及基于对现实客观冷静的认识后，选择何种货币、汇率、财政、税收、资本市场、土地、能源、劳动等政策的系统匹配关系；第三，政策现实操作的是否“可行性”和主观世界的是否“作为性”，即没法做和不愿做的问题；第四，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博弈能力。

　　这其中，前三个层面主要属于理论认识层面，若各方基于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共同判断标尺，是可能达成共识的；第四个层面由于不同价值立场的本质利益冲突，是很难达成共识，但可以达成博弈制衡后的妥协。

　　此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努力通过分析当前货币和汇率政策产生巨大分歧的原因，从层次清晰的不同层面，从每个层面清晰明确的不同问题上，来界定这种讨论的有效边界，避免有人混淆视听，误导决策。幷借此机会全面阐述个人对当前货币和汇率课题的系统认知，从而对过去两三年来零散、局部的多次分析建议进行一次全面梳理总结和系统战略思考，以供社会公众参考。

　　第一层面：经济金融理论与伦理的六大焦点冲突

　　某些经济学原理是不是不需要讨论的共识？是主观先验的“真理”还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假设理论？它们是货币和汇率讨论逻辑的起点和必然的终点，还是它们只是中国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福利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工具？

　　答案是明确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需要讨论就可以宣称为“共识”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原理是需要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是推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增长社会公众福利的工具，而不是供坛上要世人顶礼膜拜的“圣经”。

　　在哲学层面上讲，任何社会学理论都是对过去发生事实的总结和提炼，或者是基于假定前提下的逻辑推导。真理是相对的，任何理论都有适应它的时间、空间和不同文化特质的人群。换言之，一种曾经有效的理论，它幷不必然适用于另一个地区，另一个时间，另一个人群，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

　　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延伸，它们必定要服从哲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本来就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由学者根据经济现象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因而常常是后知后觉的，而当现实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迁时，旧的理论往往就无能为力，就需要新的更具现实合理性和前瞻指导性的理论的提出。同时，很多经济学理论的推演，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比如说经济人都是理性的，市场是充分有效的等等，而这些假设前提幷不天然就是存在的。新的经济理论可以通过证明前者假设前提的不可能或存在缺陷，证明前者理论的错误性或有限性，从而提出旧理论的补丁或者创建新的理论。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的讨论必须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实践只要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就可以用反证法证明某一个理论的有限性，进而可以通过更符合现实的理论分析来证明其错误性。经济学的讨论必须摒弃那种不经讨论，某一方就宣布某种理论是必然的方向，或占有不可质疑的真理等。

　　当前，就货币和汇率的主要理论工具分歧在于：一、本币升值带来国内通货紧缩的理论是否过时。二、“蒙代尔三角”理论之下，固定汇率制度是否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三、汇率和利率政策是割裂的吗？居民储蓄的正利率是否必须保证。四、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不是国际经济发展不可扭转的趋势。五、黄金一旦脱离美元，它是否不再具有货币属性。六、自由市场是否是天经地义的。

　　1本币升值导致国内通货紧缩的理论是否过时

　　现实已证明“本币升值国内紧缩”理论不仅失效，而且出现明显反效果！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外汇储备额分别比2005年增长了157.3%、121%；CPI从2005年汇改当月的1.8%上升到2008年1月的7.1%。三项指标均与人民币升值同步加速上升！——合理的解释是人民币加速乃至大幅升值诱惑了大量热钱投机中国

　　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紧缩，从而给过热的经济发展降温，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这是坚持人民币加速和大幅升值者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

　　上述逻辑的完整推演是：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中国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商品价格；中国的出口总额将下降，进口总额将上升；如此则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减少；流入国内的钱相对减少了，央行国内的货币发行相对收缩，通货膨胀率就会下降了。

　　然而，这一理论在现实中国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到2008年1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6.31%，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升值了9.98%（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按照上述理论，中国的GDP增加长速度、贸易顺差增长率、外汇储备增长、通货膨胀率都应该下降。但事实是恰恰相反！第一，2007年中国GDP增长11.4%，比2004年度加快1.2%；第二，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2622亿元，分别比2005、2004年度增长了157.3%和619.8%。第三，2007年度官方外汇储备增额4619亿美元，分别比2005、2004年度增长了121%、123%，如果考虑到中国投资公司成立转出1330亿美元，以及商业银行以外汇缴存准备金约1080亿美元，那么外汇储备增长数字将更高到约7029亿美元，增幅分别达到236%、240%。第四，国内通货膨胀加速上升，月度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已经从2005年汇改当月相当理想的1.8%上升到2008年1月的7.1%。第五，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与人民币兑美元年升值同步加速增长，2007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分别比2005年底和2004年底升值了14.17%、16.28%，2007年度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分别比2005、2004年度增长了43%和103%。

　　那么，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和通货膨胀加速大幅上升呢？这以真实的贸易顺差和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是解释不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巨量热钱投机中国人民币升值！

　　历史的反证也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日元兑美元的大幅升值，但它幷没有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反而使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愈演愈烈，最后全球前来投机的热钱倒卷而去，日本金融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至今仍未彻底摆脱当年的阴影。另外，近两年欧元兑美元升值幅度超过了40%，但是欧元区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由于通胀顾忌，欧洲央行至今不能跟随美联储降息。汇改以来，已经发生在中国的事实已验证了笔者在2007年2月作出的判断——《人民币升值解决贸易顺差如抱薪救火》。

　　在一年前的文章中，本人已分析了这种理论的错误根源——它早已不适应于已发生了重大变迁的国际经济现实，最重要的有两个。

　　第一，上述理论隐含的一个前提是，某一国的出口商品，其投资、品牌、制造、销售（出口额）、利润均属于同一个国家的。但现实中，这一前提已不复存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发达国的制造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商品的制造和利润分离了，原属于美国等跨国公司的利润还是他们的，幷因为将制造转移中国降低成本而利润大大增加；但它们将制造留在了中国，返销美国的商品变成了“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的出口额。换言之，只要跨国公司将制造向中国转移仍然是有利可图的，中国制造、中国出口就会持续增加，人民币的升值就不会减少贸易顺差，本币升值对减少真正的贸易顺差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只有两种情况可以改变它，那就是，1.把“世界工厂”机遇赶出中国；2.美国将这些工厂再搬回去。

　　第二，这个理论只考虑到商品贸易的经常项目，没有考虑到国际热钱投机的资本项目。当年“日本制造”是日本公司的资本、制造、销售和利润一体，日元升值对抑制日本出口增长是有一定效用的，但由于日元持续大幅升值的预期导致国际热钱大量投机日本，使得日本国际收支在最后泡沫破裂前越来越失衡，国内流动性泛滥更加严重，资产泡沫异常膨胀。

　　当今中国人民币升值不仅没有带来该理论所预期的对美贸易顺差减少、“国内紧缩”等，反而出现反效果，正是上述两种原因联合作用的结果。

　　对于“本币升值能起到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理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人民币升值将减少中国进口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的开支，原材料进口价格相对便宜了，则起到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作用。

　　首先，这种解释在事实面前同样非常苍白。2006年~2007年人民币加速升值，假如他们的上一个理论是对的，再加上这个新理论，那么中国的通货膨胀应该是双重下降的，但遗憾的是，事实和数据已证明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与人民币名义和有效汇率升值均同步加速上升。

　　其次，以人民币加速升值给中国带来的进口原材料的收益，远远不能掩盖由此给外汇储备带来的重大损失。就石油而言，2007年进口石油价值797.6亿美元，若取当年人民币升值6.88%的中间值——3.44%计算，全年可减少购买原油的成本为27.4亿美元；而2006年度中国进口石油价值664.1亿美元，因升值因素可减少购买原油成本约算为11.16亿美元，两年合计节约石油采购费用约为38.56亿美元。

　　与此同时，2006年初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2007年底按外汇资产口径统计的外汇储备余额17710亿美元（官方余额1.53万亿美元+中投公司购置2000亿美元-中投公司购买汇金公司回流670亿美元+商业银行外汇缴存准备金1080亿美元），取其两端中间值12939亿，以2006年初~2008年初实际有效汇率升值6.9%计算，则中国外汇储备实际价值约损失892亿美元，是同期石油受益的23.21倍，即便是把铜、铁矿石等进口原材料受益估算成100亿美元，中国同期外储的损失也高达进口原材料收益的近9倍！

　　更重要的是，要根本性保证外汇储备在国际上的购买力，关键在于我们要摆脱国际上的金融博弈对手对我们投资的误导，建立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国价值立场的、深刻洞察国际经济金融战略趋势的前瞻力，服务服从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和强化外汇经营的期货保值意识，将外汇储备及时有效地转换为保值性资产。自2005年7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专家建议大规模增加黄金储备》一文以来，我们多次反复建议有关部门大规模增加黄金、石油等战略物质的储备。至今国际黄金价格离1000美元大关仅咫尺之遥，已经上涨了131%。然而，相关资产储备迄今未能有效增加。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人民币升值的原材料收益属“芝麻”的局部小问题，人民币升值带来巨额外汇储备损失是“土豆”大的问题，则都不能遮蔽和转移对“西瓜”——最核心最要害的根本问题的关注，即不能捡了“芝麻”，丢了“土豆”，特别是“西瓜”——人民币加速升值极大地诱惑了国际热钱，它们伪